这个节目我没能看开头，打开电视的时候，两人已聊到“电影要讲好故事”的问题。
由于一直都很崇拜斯大导演，近年来又比较注意观察张导演的动向（自从跟精明的经销商人张伟平合作之后，他越来越风派，越来越像一个娱乐明星，我一直期待或者担心他在月球上搞一个“印象·月亮”之类的实景演出），所以虽然房间里圈养的许多蚊子把我的瘦腿叮得痒不胜痒，我还是坚持把两个人的对话听完。
一、电影要讲好一个故事
斯皮尔伯格认为，先进的技术并不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电影最重要的东西是要有一个好的故事，要讲好故事。先进的技术则能够为讲好故事提供技术支持。
比如，有了先进的技术，他可以在《侏罗纪公园》里把恐龙表现得更灵活生动，而不是那么僵硬。
比如可以把万箭齐发的场面表现得很精彩（显然是在说张艺谋的《英雄》）。
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想表现那么多的箭镞在一个人的身体边缘扎出一个人形而没有射中这个人这种匪夷所思的场景（还是说张的《英雄》，有调侃意味），显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二、揣摩观众心理和必须拍的电影
斯皮尔伯格说，他在拍《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外星人》之类的商业电影时，就像马戏团的老板一样，要揣摩观众的心理，要想方设法取悦观众，要为观众制造出惊讶、恐惧、惊喜等观影效果。
除了这类电影，他还拍一些他认为必须拍的电影，比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这两部电影观众是否喜欢，他也没有把握，也没考虑过是否能挣钱，但他必须拍，庆幸的是有电影公司舍得为他 拍这种类型的电影，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观众都很喜欢看。
三、“故事决定论”击中张艺谋软肋
斯皮尔伯格抛出“故事决定论”和“揣摩观众心理论”，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令张艺谋感到尴尬和自惭形秽，因为人家张大师现在最热心的是色彩和“三分钟精彩”，他最近两年的电影——从MTV长片《英雄》、杂耍长片《十面埋伏》，到“后一个都不能少时代”的假新闻片《千里走单骑》，所缺乏的恰恰是一个好的故事，所没有做到的恰恰是揣摩观众心理（岂止没能做到，而且有低估观众智商的严重倾向）。
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十分圆融的外交辞令。
他说十分赞同斯皮尔伯格先生“电影要讲好故事”的说法，讲好故事太重要了。至于重要在哪里，他没讲，也没敢把自己的电影拎到桌面上说道。
他相当草率地否定了电影要表现深刻思想、电影要展现历史 这种说法，再次抛出了“故事简单论”，即电影的故事和感情要越简单越好。因为他虽然看了很多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电影，但一直弄不清楚南北战争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两边的士兵站着举枪射击。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美国佬在电影中把历史讲得再复杂也白搭，我就是没记住。
四、抱怨中国太大，众口难调
他说观众对他的电影的评价仅仅表现为七八十个文娱记者的报道，除了这些报道，他几乎不知道观众的真正评价，而且这些记者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七八十个文娱记者的报道”显然不能等同于七八十个记者个人的评价。如果连这一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清楚，或者有意搞混这两个概念，那只能说明他不但在国人面前，而且在斯皮尔伯格面前也玩起了“鸵鸟政策”。
张大导演一味地抱怨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众口难调，简直搞不懂中国观众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他认为应有一个调查机构，把中国南方跟北方的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层次的观众好好调查一下，看看他们喜欢什么电影。
张大导演似乎很健忘。他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是《英雄》的一大缺憾，而他拍《十面埋伏》是想向观众证明自己还是会讲故事的。
他同样忘记了，他的老搭档张伟平先生曾经说过，看了粗剪的《十面埋伏》之后，他觉得自己必须再厚着脸皮再炒作一次，否则这部电影就玩完了。
五、斯氏幽默：将来的电影很可能是一种药片
张大导的这种谈话风格，显然令直率的斯皮尔伯格先生摸不着头脑。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的坦诚被对方以一种中国式的圆滑戏弄了。于是，在接下来的高潮阶段，他终于找到了戏弄对方的机会。
斯皮尔伯格坦言，他不知道五十年、一百年之后电影的命运。也许那时候人类会发明一种药片，里面包含了各种全息的观影体验和信息，只需服一片，就能体验到看电影的种种乐趣，然后第二天再通过大便排泄掉。
就在张大导和漂亮的女主持目瞪口呆之际，老斯吃吃地笑着说，这不过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
他说，现在新科技层出不穷，电视、互联网、电玩、MP3等杂七杂八的玩意分流了不少电影观众，电影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好莱坞的电影人会想办法来挽回电影的颓势，并赢得观众。
六、尴尬的“中国式圆滑”
张大导不知是计，又玩起了中国式的圆滑。他顺着斯皮尔伯格竖起的竹竿噌噌往上爬：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观点，电影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五十年、一百年之后，电影将是一种十分私人化的体验，那种一两千人呆在电影院里，在复杂的气味和磁场里一起看电影的场面将会变得很 很罕见。他在说这番话时，语气严肃，煞有介事，就像上帝在向人类宣读启示录。
斯皮尔伯格无法接受对方的这种随意宣判电影死刑的轻浮论断。他严肃地说，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他们对他人对社会充满了兴趣，这种天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凑到一块，在社交中得到认同感和安全感，而且决定了他们肯定会凑到一起听音乐会或者看电影。
张大导被斯皮尔伯格的一记右勾拳打蒙了。但是，他很快又端起一副中国式的圆滑面孔，“烂漫”地笑着说：是的是的，到那时候电影导演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物。
斯皮尔伯格仁慈地怜悯地看着这个精瘦的中国导演，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似乎在想：老天，我怎么会和这个人坐到一块而且谈起了电影呢？
这个节目我没能看开头，打开电视的时候，两人已聊到“电影要讲好故事”的问题。
由于一直都很崇拜斯大导演，近年来又比较注意观察张导演的动向（自从跟精明的经销商人张伟平合作之后，他越来越风派，越来越像一个娱乐明星，我一直期待或者担心他在月球上搞一个“印象·月亮”之类的实景演出），所以虽然房间里圈养的许多蚊子把我的瘦腿叮得痒不胜痒，我还是坚持把两个人的对话听完。
一、电影要讲好一个故事
斯皮尔伯格认为，先进的技术并不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电影最重要的东西是要有一个好的故事，要讲好故事。先进的技术则能够为讲好故事提供技术支持。
比如，有了先进的技术，他可以在《侏罗纪公园》里把恐龙表现得更灵活生动，而不是那么僵硬。
比如可以把万箭齐发的场面表现得很精彩（显然是在说张艺谋的《英雄》）。
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想表现那么多的箭镞在一个人的身体边缘扎出一个人形而没有射中这个人这种匪夷所思的场景（还是说张的《英雄》，有调侃意味），显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二、揣摩观众心理和必须拍的电影
斯皮尔伯格说，他在拍《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外星人》之类的商业电影时，就像马戏团的老板一样，要揣摩观众的心理，要想方设法取悦观众，要为观众制造出惊讶、恐惧、惊喜等观影效果。
除了这类电影，他还拍一些他认为必须拍的电影，比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这两部电影观众是否喜欢，他也没有把握，也没考虑过是否能挣钱，但他必须拍，庆幸的是有电影公司舍得为他 拍这种类型的电影，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观众都很喜欢看。
三、“故事决定论”击中张艺谋软肋
斯皮尔伯格抛出“故事决定论”和“揣摩观众心理论”，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令张艺谋感到尴尬和自惭形秽，因为人家张大师现在最热心的是色彩和“三分钟精彩”，他最近两年的电影——从MTV长片《英雄》、杂耍长片《十面埋伏》，到“后一个都不能少时代”的假新闻片《千里走单骑》，所缺乏的恰恰是一个好的故事，所没有做到的恰恰是揣摩观众心理（岂止没能做到，而且有低估观众智商的严重倾向）。
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十分圆融的外交辞令。
他说十分赞同斯皮尔伯格先生“电影要讲好故事”的说法，讲好故事太重要了。至于重要在哪里，他没讲，也没敢把自己的电影拎到桌面上说道。
他相当草率地否定了电影要表现深刻思想、电影要展现历史 这种说法，再次抛出了“故事简单论”，即电影的故事和感情要越简单越好。因为他虽然看了很多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电影，但一直弄不清楚南北战争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两边的士兵站着举枪射击。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美国佬在电影中把历史讲得再复杂也白搭，我就是没记住。
四、抱怨中国太大，众口难调
他说观众对他的电影的评价仅仅表现为七八十个文娱记者的报道，除了这些报道，他几乎不知道观众的真正评价，而且这些记者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七八十个文娱记者的报道”显然不能等同于七八十个记者个人的评价。如果连这一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清楚，或者有意搞混这两个概念，那只能说明他不但在国人面前，而且在斯皮尔伯格面前也玩起了“鸵鸟政策”。
张大导演一味地抱怨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众口难调，简直搞不懂中国观众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他认为应有一个调查机构，把中国南方跟北方的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层次的观众好好调查一下，看看他们喜欢什么电影。
张大导演似乎很健忘。他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是《英雄》的一大缺憾，而他拍《十面埋伏》是想向观众证明自己还是会讲故事的。
他同样忘记了，他的老搭档张伟平先生曾经说过，看了粗剪的《十面埋伏》之后，他觉得自己必须再厚着脸皮再炒作一次，否则这部电影就玩完了。
五、斯氏幽默：将来的电影很可能是一种药片
张大导的这种谈话风格，显然令直率的斯皮尔伯格先生摸不着头脑。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的坦诚被对方以一种中国式的圆滑戏弄了。于是，在接下来的高潮阶段，他终于找到了戏弄对方的机会。
斯皮尔伯格坦言，他不知道五十年、一百年之后电影的命运。也许那时候人类会发明一种药片，里面包含了各种全息的观影体验和信息，只需服一片，就能体验到看电影的种种乐趣，然后第二天再通过大便排泄掉。
就在张大导和漂亮的女主持目瞪口呆之际，老斯吃吃地笑着说，这不过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
他说，现在新科技层出不穷，电视、互联网、电玩、MP3等杂七杂八的玩意分流了不少电影观众，电影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好莱坞的电影人会想办法来挽回电影的颓势，并赢得观众。
六、尴尬的“中国式圆滑”
张大导不知是计，又玩起了中国式的圆滑。他顺着斯皮尔伯格竖起的竹竿噌噌往上爬：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观点，电影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五十年、一百年之后，电影将是一种十分私人化的体验，那种一两千人呆在电影院里，在复杂的气味和磁场里一起看电影的场面将会变得很 很罕见。他在说这番话时，语气严肃，煞有介事，就像上帝在向人类宣读启示录。
斯皮尔伯格无法接受对方的这种随意宣判电影死刑的轻浮论断。他严肃地说，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他们对他人对社会充满了兴趣，这种天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凑到一块，在社交中得到认同感和安全感，而且决定了他们肯定会凑到一起听音乐会或者看电影。
张大导被斯皮尔伯格的一记右勾拳打蒙了。但是，他很快又端起一副中国式的圆滑面孔，“烂漫”地笑着说：是的是的，到那时候电影导演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物。
斯皮尔伯格仁慈地怜悯地看着这个精瘦的中国导演，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似乎在想：老天，我怎么会和这个人坐到一块而且谈起了电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