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关村
- 发表于2008-04-30
中关村早期变迁 “中关村”的真正得名与定名，与中科院的“入住”和随之而起的“科学城”有关。成立于１９４９年的中科院，是以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原有机构为主要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南京，北平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机构集中在北京的东皇城根和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院本部机关则自１９５０年６月起设在北海西沿附近的文津街３号（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国科学院确定研究所组建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须迁进北京，在京各研究所也都要扩充实验室和办公室，摆在当时院领导们面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选择一个能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时称“永久院址”。
在建国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北京的建设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地安排在西北郊的共识。
科学院曾于１９５０年向政务院报告申请圈用农科所（今中国农科院）以北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以南为院址，但未得批准。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０日下午，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竺可桢代表科学院汇报１９５１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后来发展为原子能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后来分化发展出卫星设计院）两座科研大楼，急需落实建楼地址。
院领导于２月１日开会，认为“若科学院不去要地，势将落空”，遂决定致函政务院，再次提出申请用地计划。
两个月后，竺可桢在４月７日记参加院长会议：“据丁瓒（院党组副书记、院办公厅副主任）报告谓文委会与首都计划委员会均已同意科学院在西郊农业科学研究所左近圈地事，且即可进行。新建筑即可设立其上。”具体情况是，批准将大泥湾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划为科学院用地。
北京大学，原在城内沙滩一带，教学和生活用地也极为紧张。在科学院得到拨地的同时，北京大学得到批准的新校址是在科学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科所（今农科院）以北的地段上。到１９５１年末，政府高层已经内定了院系调整计划，北大将迁至燕园。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要求将北大的用地与科学院用地对调（本年竺日记１２月６日）。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科学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作为优先安排的重点工程———近代物理所大楼，已破土动工一个多月了。
在视察现场之后，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出面协调。科学院为此召开院长会议，经讨论，决定从原来拨给科学院的４５００亩中划出北面１０００亩左右给北京大学（本年竺日记１２月８日）。
１９５２年２月，中关村科学城的大规模建设即全面展开。同年，北大、燕大、清华成立三校建筑委员会，确定用科学院的“割地”修建教职员工宿舍。先是第一公寓，后是连片平房，再后是第二、三公寓。这一片地，后来称作“中关园”。
科学城中第一个现代科学实验大楼，毕竟还是近代物理研究所。该所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５月，后于１９５８年７月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因此那座楼后来被称为“原子能楼”。
尽管“永久院址”确定于１９５１年，但在竺可桢日记中记述新建筑所在地时，先是以清华、蓝旗营、保福寺为参照地，后来则以“西郊”代指。
“中关村”名称的由来，与“中官”居民点有关。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过中宫、钟关、中关、中关村、中官儿、中官村、中官屯等多种多样的说法。这可能与这一带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有过的太监庙、太监坟有关。中官，虽含义多歧，但在明清时期是用以称谓太监的。
康熙年间有《日下旧闻》一书，书中录有北京各地的记载和资料，但没有关于中关村的记述。在此书问世后的年代里，北京西北郊开始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园林，为北京增添了许多新景。乾隆指令一批文人学士对《日下旧闻》进行大篇幅地增补和考订，撰成《日下旧闻考》。与《日下旧闻》相较，该书在新增的“国朝园囿”部分，把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尽纳其中，对圆明园部分记述犹详。另在“郊坰”部分，则大量增加了有关圆明园周边地区景物的记述。其中的海淀、皇庄（今黄庄）、蓝旗营、保福寺、陈府村（今成府）等，都在圆明园的南侧，说明书作者们曾经到过今称中关村周边地区做了认真地实地考察。
书中所列的黄庄，原来可能是明代为宫廷产粮的皇庄，至清则废。保福寺，是明代兴建的寺庙，曾有名僧主持，寺中有塔、钟、碑，可能有过香火颇盛的时期。真正伴随圆明园而新起的，是蓝旗营和陈府村。蓝旗营，即保卫圆明园安全的“正蓝旗护军营房”。蓝旗，乃“八旗”之一支，是满族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兵民一体的军事组织。陈府村，在明代已有道教建筑。清代成为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寓园所在地，地名亦因此改称“成府村”，在圆明园遭毁之前，曾盛极一时。海淀镇，在金朝时是京城通向西北方的交通要道，至元代建大都皇城后，因北上要道东移而一度转衰，到清代则又因皇家诸园林的建设而兴起，发展成为一个聚有相当数量非农业人口的商业集镇。
在周边地区人口激增的情况下，介于这些“发达地区”之荒郊野外的空隙地带，最有可能充当为死亡人口找出路的坟茔地。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关村发源地”，就是坟茔地。最早与太监有关，但更大量地应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居住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坟茔可能改变为耕地，看坟人可能兼为农民或完全转变为农民。土改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口语流传称这里为“中官儿”。在民国时代，这个居民点的边界情况是，南至今四环路南侧，东至蓝旗营西门（今科学仪器中心），北至成府路南缘，西至今中关村北路东侧。旧保甲制时期，“中官”的北部（今中关园一带）为保福寺乡五甲，南部为六甲。在今中关村北一街的通道上，当年东缘的一家小卖部和西缘的一所住宅的山墙上，都有过“中官屯”三字标记，或许那是由“中官坟”的谐音而来。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华地理志》要尽快印制一批信封和信笺。结果，在印好的一大批信封上，错用成“中关村”了。“中关村”一名，也就如此这般地开始起跑。
中关村的巨变，是共和国科学发展史的缩影。作为副院长的竺可桢经常跑中关村，他的日记也就见证了中关村社区的早期发展史。
在中关村后来的变迁中，以“中官”为基点，除了北面划出中关园而与中关村告别之外，后来在东、南两面不断展开。在国家划给科学院的用地上，分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了北区、南区、保福寺区、黄庄区和东南区。
在建国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北京的建设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地安排在西北郊的共识。
科学院曾于１９５０年向政务院报告申请圈用农科所（今中国农科院）以北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以南为院址，但未得批准。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０日下午，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竺可桢代表科学院汇报１９５１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后来发展为原子能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后来分化发展出卫星设计院）两座科研大楼，急需落实建楼地址。
院领导于２月１日开会，认为“若科学院不去要地，势将落空”，遂决定致函政务院，再次提出申请用地计划。
两个月后，竺可桢在４月７日记参加院长会议：“据丁瓒（院党组副书记、院办公厅副主任）报告谓文委会与首都计划委员会均已同意科学院在西郊农业科学研究所左近圈地事，且即可进行。新建筑即可设立其上。”具体情况是，批准将大泥湾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划为科学院用地。
北京大学，原在城内沙滩一带，教学和生活用地也极为紧张。在科学院得到拨地的同时，北京大学得到批准的新校址是在科学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科所（今农科院）以北的地段上。到１９５１年末，政府高层已经内定了院系调整计划，北大将迁至燕园。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要求将北大的用地与科学院用地对调（本年竺日记１２月６日）。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科学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作为优先安排的重点工程———近代物理所大楼，已破土动工一个多月了。
在视察现场之后，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出面协调。科学院为此召开院长会议，经讨论，决定从原来拨给科学院的４５００亩中划出北面１０００亩左右给北京大学（本年竺日记１２月８日）。
１９５２年２月，中关村科学城的大规模建设即全面展开。同年，北大、燕大、清华成立三校建筑委员会，确定用科学院的“割地”修建教职员工宿舍。先是第一公寓，后是连片平房，再后是第二、三公寓。这一片地，后来称作“中关园”。
科学城中第一个现代科学实验大楼，毕竟还是近代物理研究所。该所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５月，后于１９５８年７月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因此那座楼后来被称为“原子能楼”。
尽管“永久院址”确定于１９５１年，但在竺可桢日记中记述新建筑所在地时，先是以清华、蓝旗营、保福寺为参照地，后来则以“西郊”代指。
“中关村”名称的由来，与“中官”居民点有关。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过中宫、钟关、中关、中关村、中官儿、中官村、中官屯等多种多样的说法。这可能与这一带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有过的太监庙、太监坟有关。中官，虽含义多歧，但在明清时期是用以称谓太监的。
康熙年间有《日下旧闻》一书，书中录有北京各地的记载和资料，但没有关于中关村的记述。在此书问世后的年代里，北京西北郊开始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园林，为北京增添了许多新景。乾隆指令一批文人学士对《日下旧闻》进行大篇幅地增补和考订，撰成《日下旧闻考》。与《日下旧闻》相较，该书在新增的“国朝园囿”部分，把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尽纳其中，对圆明园部分记述犹详。另在“郊坰”部分，则大量增加了有关圆明园周边地区景物的记述。其中的海淀、皇庄（今黄庄）、蓝旗营、保福寺、陈府村（今成府）等，都在圆明园的南侧，说明书作者们曾经到过今称中关村周边地区做了认真地实地考察。
书中所列的黄庄，原来可能是明代为宫廷产粮的皇庄，至清则废。保福寺，是明代兴建的寺庙，曾有名僧主持，寺中有塔、钟、碑，可能有过香火颇盛的时期。真正伴随圆明园而新起的，是蓝旗营和陈府村。蓝旗营，即保卫圆明园安全的“正蓝旗护军营房”。蓝旗，乃“八旗”之一支，是满族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兵民一体的军事组织。陈府村，在明代已有道教建筑。清代成为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寓园所在地，地名亦因此改称“成府村”，在圆明园遭毁之前，曾盛极一时。海淀镇，在金朝时是京城通向西北方的交通要道，至元代建大都皇城后，因北上要道东移而一度转衰，到清代则又因皇家诸园林的建设而兴起，发展成为一个聚有相当数量非农业人口的商业集镇。
在周边地区人口激增的情况下，介于这些“发达地区”之荒郊野外的空隙地带，最有可能充当为死亡人口找出路的坟茔地。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关村发源地”，就是坟茔地。最早与太监有关，但更大量地应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居住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坟茔可能改变为耕地，看坟人可能兼为农民或完全转变为农民。土改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口语流传称这里为“中官儿”。在民国时代，这个居民点的边界情况是，南至今四环路南侧，东至蓝旗营西门（今科学仪器中心），北至成府路南缘，西至今中关村北路东侧。旧保甲制时期，“中官”的北部（今中关园一带）为保福寺乡五甲，南部为六甲。在今中关村北一街的通道上，当年东缘的一家小卖部和西缘的一所住宅的山墙上，都有过“中官屯”三字标记，或许那是由“中官坟”的谐音而来。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华地理志》要尽快印制一批信封和信笺。结果，在印好的一大批信封上，错用成“中关村”了。“中关村”一名，也就如此这般地开始起跑。
中关村的巨变，是共和国科学发展史的缩影。作为副院长的竺可桢经常跑中关村，他的日记也就见证了中关村社区的早期发展史。
在中关村后来的变迁中，以“中官”为基点，除了北面划出中关园而与中关村告别之外，后来在东、南两面不断展开。在国家划给科学院的用地上，分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了北区、南区、保福寺区、黄庄区和东南区。
- 发表于2008-04-30
虽然和美国的硅谷又不样的发展！但是最为国人的骄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 发表于2008-04-30
高科技人才孵化器！
- 发表于2008-04-30
也有一说认为从明朝开始，太监多在此建庙宇和养老的庄园，也因当时人称太监为“中官”，故称此地为“中官村”。今天北大物理楼楼北的院落中，就有太监祭祀的刚秉庙，还有一个叫“刚秉”的太监像。
随着历史的变迁，还出现了一些与“中官”谐音的叫法，如钟关、中关及中官儿、中官屯等。
中关村是怎么从“中官”演化为“中关”的也有不少传说。一说是1913年在《二万五千分之一京西图》上已经见到“中关”地名的使用。对于这一称谓，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清朝末年有关人员编制地图时，因为“中官”寓意太监不太好听，故将其“雅”化为“中关”。又有人说是慈禧太后过生日时，曾在此地搭建一座城关，用于祝寿，因此得名。
中关村正式得名是在解放后。解放后选择这里建中国科学院，觉得“中官”二字不好，才在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改名为“中关村”。另有一说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下属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于1953年迁至中科院新址后，在印制新址第一批信封和信笺时，经办此事的行政干事袁保诚在口头的语言传递中误把“中官屯”听作了“中关村”，时值“三反五反”时期，未免于“浪费”罪名，信封只好将错就错地使用，结果中关村名称沿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