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期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人们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用一个公式来解释这种变化：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其中，1、最终消费是国民经济中最为举足轻重的。改革开放20年来，消费率始终稳定在58%至60%。在1978年时，全社会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8%至80%的份额，政府消费占20%至22%，20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2、资本形成是经济的第二大引擎，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投资率也长期稳定在36%至40%。我们不妨直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构成。在1980年的时候，国有、集体、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分别为82%、5%和13%和0%；到2000年转变为50%、15%和14%和21%。3、在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中，国有和民营经济则分别为30%和20%左右，其他占50%。从这一公式来看，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收益格局出现新变化 中国之所以会打破国外某些人提出的quot;20年大限quot;论，从制度上看，除了促使产业升级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资本和劳动使用效率。在劳动、土地和资本要素中，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钟伟说，就劳动这个要素而言，大约GDP的一半成为劳动者报酬，quot;按劳分配quot;仍然是中国财富分配重要的特征。但百姓的财富并不全部来源于双手的quot;活劳动quot;，在人均4498元的收入中，靠双手劳动所得是3959元，而靠储蓄、证券投资等quot;物化劳动quot;带来的资本收益是538元。 就资本这个要素而言，目前全部社会资本占有中的比例分别为：个人54%、国家23%，集体和法人分别为8%，外资为7%。在资本收益占有方面，全部社会资本收益的占有情况是：个人37%、国家16%，集体和法人分别为19%和15%，外资为13%。改革开放20年，应该说国民财富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民有的格局。 quot;就业quot;问题引人关注 中国经济在进入下一个繁荣期时，还需解决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其中quot;就业quot;引人关注。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quot;就业quot;被提到了一个quot;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quot;的高度。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从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在1980年的时候，国有、集体经济提供的饭碗数份额分别为78%和22%；在1990年时这个比例转变为62%和21%；在2000年时转变为38%和7%，就业岗位越来越依赖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至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8300万人。按照目前的就业形势，未来的就业压力究竟有多大？对此，巴曙松说，从需要quot;饭碗quot;数量来看，在quot;十五quot;期间，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每年需要3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企业自然减员最多每年可腾出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每年必须创造出2000万个岗位。此外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将在未来10年内从7.13亿增加到7.81亿的峰值，此后可能缓慢下降，但到2020年仍有7.75亿。 从可能提供的quot;饭碗quot;数量来看，有两种算法。第一种算法是以创造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品数量来衡量。以目前GDP年均7%至8%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量大约是七八千亿，一个城镇人口就业大约需要13万元左右的资本品，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在城市创造出500万至6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未来20年若以吸收城镇人口为主来解决失业存在一定难度。第二种算法是所谓就业弹性系数，目前对中国的就业弹性的估测从0.10到0.17左右，这样GDP每增长1%，可增加70万至100万个就业机会。而按照7%至8%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0.17测算，未来20年中国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亿增长到7.41亿，此时劳动力总供给达7.75亿，这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始终面临就业压力。 从扩大就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来看，惟有兼顾城镇和农村双双存在的就业压力，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向农村倾斜投放，才可能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来。未来15至20年间，城乡人口比例有可能由现在的3∶7转化为7∶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将可能从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转向追求充分就业为主。 城乡差距应以关注 在经济的发展中，quot;差距quot;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其中城乡差距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指出，城乡差距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农民的收入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税费问题。考虑到农村人均纯收入至今不过225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主要依赖于非农的打工收入，所以向农民征收额外的税费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理解。 近几年，一些缺乏活力的城市之所以能够持续繁荣，部分原因在于靠农村quot;输血quot;。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7年之后，这种情况未得到改变。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quot;支持quot;为条件的。 公平看待收入差距 除了城乡差距之外，收入差距问题已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实际上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像有些人说得那么严重？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博士高辉清指出，估计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较为粗糙的基尼系数法；另一种是收入五分法。 严格来说，计算基尼系数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实研究员1995年的研究报告披露，上述三种基尼系数分别为0.409、0.444和0.445。总体结论：尽管目前对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千奇百怪，但在经济学家的视角中，收入分配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对收入分配的第二种测算结论：贫富日渐分化。用人口五分法来测量收入不公的范式，其基本方法是把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以20%分五档，看每20%的人口能占有多少国民财富，此法浅显易行。较可靠的研究是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 对于quot;差距quot;问题，一些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其quot;负面效应quot;。高辉清表示，随着人均GDP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一条倒U形曲线，即经济增长初期会逐渐加大，后期阶段又会逐渐缩小。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差距加大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因此主张增长优先、兼顾公平，对收入差距不必要大惊小怪。 改革开放20年的轨迹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像经济增长强劲的东南沿海，区域国民经济快速上升了，但差异也拉大了；而经济增长相对迟缓的部分地区，区域经济仍然依赖于不停地进行着攻坚战、脱困战的国有企业，国民收入上升不快但差异也没有拉大。当然，中国经济未来20年是否能够继续承受部门间、区域间收入分配状况的相对差异，则是我们需要谨慎面对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以透明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来对贫富进行微妙的平衡。（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