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媒体报道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正考虑将限价房与经济适用房并轨，原计划2008年初起草的《限价房管理条例》迟迟无下文。在笔者看来，限价房有点像一出闹剧，轰轰轰烈烈的登台，悄无声息的退场。2006年“国十五条”中提出“90/70”政策，其中规定“限套型、限房价、竞地价、竞房价”。各地在随后的执行中，基本上没有落实“限房价”这一条。
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抑制过快增长的房价，其出发点是好的，但70%以上的住宅都实行“一刀切”式的限价，计划经济的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建设部亦无促逼之意，而只强调限套型。其后，广州、成都、北京、南京等个别城市尝试限价房作。今年三四月份，在各地出台的《2008年住房建设规划》中，相当多的城市提出限价房计划，如北京计划建设450万平方米，深圳提出“稳步推进限价商品住房政策”，武汉将“加大限价商品住房的建设规模”（90万平米），杭州规划“限价商品房建筑面积103.9万平方米”。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房地产市场会急剧降温，而限价房的运作亦趋于艰涩。首先，全国房价开始下跌，抑制房价的条件已不存在；其次，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的限价房用地纷纷流拍，企业连商品住宅的地块都不愿拿，对于“限房价、竞地价”这种风险与利益不对称的项目，当然弃若敝履；再次，购房人视若鸡肋，由于房价持续下跌，限价房项目的房价与周边商品住宅相比，已无多大优势可言，而其质量却多不如后者，在广州、北京等地，限价房中签人弃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目前，最早进行限价房探索的广州已停止限价房供应，限价房计划开发规模最大北京也被迫调整计划，一方面减少土地供应，另一方面拟将限价房的覆盖面将扩大到公务员、教师等群体——这种按行业、而非家庭收入设定准入标准的做法与福利分房时代颇有相似之处。
幸亏国家尚未出台《限价房管理条例》，否则又将是一个无效文件。限价房退出历史舞台已无悬念。那么，经济适用房又将何如？与限价房不同的是，经济适用房住房保障的特征明显，而且经过多年推行，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操作模式。然而，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和业内人士却从未停止过对经济适用房合理性的质疑，典型代表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
对于经济适用房，我国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1994年出台《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23号文”中，明确要建立经济适用住房为主导的住房供应体系；但事实但其后的事实是，经济适用房占全国住宅供应总量比例年年下降，由1999年的17.6%一路跌到2005年的5%；2004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则不再提及经济适用房占主流地位；2007年新修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进一步把适用对象缩小到低收入家庭。
最近建设部出台“90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计划”规定：今后三年，全国将新建200万套廉租房和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同时完成约220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200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套数只有34万套，占当年住宅销售总套数的6.7%，未来三年经济适用房和棚户区改造（改建房屋多属经济适房），销售占比将超过三成。
那么，我国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制度是否存在问题？可以说没有大问题，却有小隐患。考察国外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各种租金和购房补贴。各国经济情况不同，住房保障的水平相差甚大，北欧、新加坡的水平最高，其它发达国家居次，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较低。就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首先要把发展重点放在廉租房上，其次才是考虑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
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对内地、尤其是大城市住房保障颇有借鉴价值。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公屋制度（廉租房），1972年后开始进入住房条件改善阶段，1978年起的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经济适用房）制度开始推行，后来又实行租者置其屋计划(租置计划)以及置业资助贷款计划(置贷计划)。
但是，2002年香港政府认为私人住宅应由私人开发商以市场为主导建设，于是宣布停建居屋。后来租置计划和置贷计划亦陆续终止。目前三分之人的港人住公屋，六分之一的港人住居屋。目前，公屋轮候册登记的家庭仍然有11万多个，政府着力于增加建屋量及促进住户的流动性，缩短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目前平均轮候时间维持于三年。
香港政府相信私人楼宇建屋量应由市场决定，而稳定物业价格的最有效方法，是维持自由稳定的市场运作环境和尽量减少政府干预。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量，目前住房保障的重点只有一个——加强廉租房建设；其次才是建设适量的经济适用房。而当前我国经济适用房的计划建设量远超廉租房，这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的。政策制定者须坚持一个原则不动摇：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能改变。
近期，有媒体报道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正考虑将限价房与经济适用房并轨，原计划2008年初起草的《限价房管理条例》迟迟无下文。在笔者看来，限价房有点像一出闹剧，轰轰轰烈烈的登台，悄无声息的退场。2006年“国十五条”中提出“90/70”政策，其中规定“限套型、限房价、竞地价、竞房价”。各地在随后的执行中，基本上没有落实“限房价”这一条。
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抑制过快增长的房价，其出发点是好的，但70%以上的住宅都实行“一刀切”式的限价，计划经济的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建设部亦无促逼之意，而只强调限套型。其后，广州、成都、北京、南京等个别城市尝试限价房作。今年三四月份，在各地出台的《2008年住房建设规划》中，相当多的城市提出限价房计划，如北京计划建设450万平方米，深圳提出“稳步推进限价商品住房政策”，武汉将“加大限价商品住房的建设规模”（90万平米），杭州规划“限价商品房建筑面积103.9万平方米”。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房地产市场会急剧降温，而限价房的运作亦趋于艰涩。首先，全国房价开始下跌，抑制房价的条件已不存在；其次，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的限价房用地纷纷流拍，企业连商品住宅的地块都不愿拿，对于“限房价、竞地价”这种风险与利益不对称的项目，当然弃若敝履；再次，购房人视若鸡肋，由于房价持续下跌，限价房项目的房价与周边商品住宅相比，已无多大优势可言，而其质量却多不如后者，在广州、北京等地，限价房中签人弃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目前，最早进行限价房探索的广州已停止限价房供应，限价房计划开发规模最大北京也被迫调整计划，一方面减少土地供应，另一方面拟将限价房的覆盖面将扩大到公务员、教师等群体——这种按行业、而非家庭收入设定准入标准的做法与福利分房时代颇有相似之处。
幸亏国家尚未出台《限价房管理条例》，否则又将是一个无效文件。限价房退出历史舞台已无悬念。那么，经济适用房又将何如？与限价房不同的是，经济适用房住房保障的特征明显，而且经过多年推行，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操作模式。然而，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和业内人士却从未停止过对经济适用房合理性的质疑，典型代表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
对于经济适用房，我国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1994年出台《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23号文”中，明确要建立经济适用住房为主导的住房供应体系；但事实但其后的事实是，经济适用房占全国住宅供应总量比例年年下降，由1999年的17.6%一路跌到2005年的5%；2004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则不再提及经济适用房占主流地位；2007年新修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进一步把适用对象缩小到低收入家庭。
最近建设部出台“90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计划”规定：今后三年，全国将新建200万套廉租房和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同时完成约220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200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套数只有34万套，占当年住宅销售总套数的6.7%，未来三年经济适用房和棚户区改造（改建房屋多属经济适房），销售占比将超过三成。
那么，我国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制度是否存在问题？可以说没有大问题，却有小隐患。考察国外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各种租金和购房补贴。各国经济情况不同，住房保障的水平相差甚大，北欧、新加坡的水平最高，其它发达国家居次，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较低。就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首先要把发展重点放在廉租房上，其次才是考虑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
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对内地、尤其是大城市住房保障颇有借鉴价值。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公屋制度（廉租房），1972年后开始进入住房条件改善阶段，1978年起的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经济适用房）制度开始推行，后来又实行租者置其屋计划(租置计划)以及置业资助贷款计划(置贷计划)。
但是，2002年香港政府认为私人住宅应由私人开发商以市场为主导建设，于是宣布停建居屋。后来租置计划和置贷计划亦陆续终止。目前三分之人的港人住公屋，六分之一的港人住居屋。目前，公屋轮候册登记的家庭仍然有11万多个，政府着力于增加建屋量及促进住户的流动性，缩短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目前平均轮候时间维持于三年。
香港政府相信私人楼宇建屋量应由市场决定，而稳定物业价格的最有效方法，是维持自由稳定的市场运作环境和尽量减少政府干预。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量，目前住房保障的重点只有一个——加强廉租房建设；其次才是建设适量的经济适用房。而当前我国经济适用房的计划建设量远超廉租房，这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的。政策制定者须坚持一个原则不动摇：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