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近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迎来重要的转折点。尽管GDP依然保持较高增速，但其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风险重重：地方财政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过度 等问题正逐渐凸显出来，支撑经济高增长背后的代价太过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令 瞩目的增长奇迹。然而，进一步探究这些奇迹可发现，经济增长的代价可谓高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贸易增加值率低下、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国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不断上升、主权财富受到严重侵蚀。

究其根本，还在于中国经济依然以GDP为纲，把GDP核算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标尺，但GDP核算存在 大的误导：一是GDP是流量核算，只能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但不能反映国家的财富存量；二是GDP核算只反映了最终产出和总收入，未反映为获得总产出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没有考虑生产和消费对自然资源、环境所支付的生态成本和其他外部性，更不能反映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经济结构是否优化；三是GDP核算更多关注 、消费、进出口等需求的变化而忽视了供给结构的变化， 是不能够反映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结构的变化；四是GDP以产出为核算标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容易高估经济规模和总量，造成“增长幻觉”，同时重复核算和过剩产能很可能被计入GDP核算中。

以GDP为纲的经济发展思路，其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质量差，资源效率和竞争力低下，还表现为维持增长导致负债水平的飙升。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政府负债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2008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进行扩张。随着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以及 加速，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上升都比较快，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债表扩张性质。去年以来，经济处于下行区间，企业利润增速全面下滑，亏损面不断扩大导致企业账款拖欠现象严重、账款构成比例上升、账款周转率下降。

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土地出让金和财政税收难以满足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为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融资难题，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城建公司、地方商业银行和城投公司等来调动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形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两年前地方债务遭遇银行贷款严格限制之后，由于政绩与基建项目高度关联使得地方债务并未得到遏制，而是转移至银行表外通过城投债、信托等理财产品形式滚雪球式扩张。

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中国的发展思路必须从短期应对向长期发展转变，为避免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出受到不可预见的巨大冲击，切断“经济扩张→债务扩张”的高风险链条，要彻底改变以GDP为导向的增长标尺，真正增长背后的成本和代价，也许这才是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之根本。

“全民焦虑”这提法，并非笔者发明，国内不少媒体，都曾报道过。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2134人中，有高达34.0%的人表示经常会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说自己时不时会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焦虑过。

“全民焦虑”的具体例子，举不胜举。官员自杀，民工跳楼，爱侣殉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韶关武江区区委书记兼 常委主任苏力，某日清晨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据当地组织部门介绍，苏主要是长期受工作困扰，产生悲观厌世情绪。凑巧且发人深思的是，就在一年半前，苏力的前任、原武江区委书记邬学新，亦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跳楼身亡。

活得好好的，为啥会焦虑？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速度造成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于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焦虑情绪。”有媒体对我国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好像有点道理，但又说得太抽象。依老詹之见，焦虑产生的原因，无论有多复杂，就其本质而言，最关键一条，是缺乏安全感。各位晓得，人生在世，会产生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价值需求等五大需求。哪种需求得不到满足，人都会感到痛苦。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吃饱穿暖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满足，但接下来的安全需求，却非但未能满足，反而出现了不少新问题。

什么新问题？且看现实：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可谓遇到问题多多。 毕业，能不能升入重点 ？高三以后，考不考得上重点大学？上大学后，又会碰到诸如毕业求职、成家立业、买房买车、借贷还贷……步入中年，还会碰到儿女成长、父母养老、升职企盼、地位比较……任何一项，都很难有一个准确预期，让人缺乏安全感，六神无主。久之，可不就会因为莫名恐惧而发展成为一种焦虑？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几乎什么都有一个明确预期，民众也就谈不上什么缺乏安全感。改革开放，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实现各种可能的机会大大增加，但相伴而来的是，前景的不可预测，风险的不断加大……如此背景下出现所谓“全民焦虑”，既顺理成章，亦无可避免。英美德日诸国，社会转型时期，亦曾有过民众大规模焦虑的产生。

既然如此，对于所谓“全民焦虑”，固然应当重视，但亦无须大惊小怪。每一公民，作为单一个体，应做好社会竞争的各种思想准备，随时注意调整心态；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当尽快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社会，让人们对于前景，有一个大体可以把握的预期，同时，还须全力搞好社会保障，努力让民众生活得更安全、更放心。大家各自放平心态，从容应对，顺其自然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