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担心IPO，不如担心上市的都是烂苹果。

5月17日，证监会对外通报了隆基股份、勤上光电等8家上市公司信披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的情况，同时对南京证券和民生证券予以处罚，暂停其保荐业务。

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加大。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证监会查办案件共计256起，是此前最多的一年。今年1~4月份，新增调查案件达到113起，同比增加40%，其中涉及信披违规、欺诈上市的案件数量，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证监会近期的一系列严惩，向市场释放出信号，造假上市将有怎样的后果。这是给市场的明确预期，如果试图造假上市，未上市的会被终止上市资格，相关券商会被暂停保荐资格；如果造假上市已经成功，相关券商将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控制人倾家荡产吃牢饭；如果信披违规，视情节严重程度，立案调查后给予相应处罚。

两个答案很清晰。

第一，只要市场好转，在财务核查之后，IPO开闸是迟早的事。以暂停IPO的方式重启 者积极性，是 色彩极强的强心针，可以取得一时功效，到了造假横行之时，将失去效应。从去年开始暂停的IPO，并没有挽救市场信心。

自查、抽查紧锣密鼓。到5月20日，拟IPO企业数量744家，较年初近900家的总量明显下降。

第二，在事前 还是事后惩罚中，未必会更偏向事后惩罚。

上市并非特权，上市溢价可以通过批发式上市、可以通过信息全面公开由市场准确定价来解决。此处的关键是，信息的准确与全面，如果信息不准确，把乌鸦包装成凤凰，在一级市场屡屡定出天价，所谓放松 的市场化就是利益输送。批发上市可以降低一级市场溢价，但一只烂苹果上市与10只烂苹果上市，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情况可能更糟，因为10只烂苹果毒素的传染能力更强。

此次证监会严刑峻法，是为启动IPO清障，可谓背水一战。证监会希望用市场化的方式重启IPO，希望在重拳出击后能够警醒后来者有所畏惧，建立IPO市场化的前提条件。

证监会得做好心理准备，IPO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证监会有几个强悍的对手。

首先是普遍存在的投机文化，这种文化已经转变为深入骨髓的市场 方式。目前的专业 者除了采用股指期货手段对冲风险之外，坐庄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乎多数上市公司尤其是股本小、容易操控的公司，都有操控者的阴影。如果涉及并购重组等重大利益相关事项，内幕交易更是数不胜数。

其次是地方政府、各个部委等强势机构。上市已经成为扩张势力、打通本地融资圈的重要手段，很多地方将上市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以上市为荣，以上不了市为耻。未能成功上市的新大地，造假过程与地方政府脱不了关系，并且地方政府的态度依然傲慢，公司上不了市，无求于证监会了。

新大地从2009年至2011年，获得各类来自政府财政的专项补贴资金2584.55万元。新大地还对地方财政形成多笔借款，在三年中，平远县和梅州市财政局总计借给新大地1300万元，名目是“预借上市费用”。上市公司出事，除了虚假交易外，往往与补贴、税收、官员干股等脱不了干系。证监会不能严惩地方政府，也不能惩罚未上市公司，只能转而严惩保荐的中介机构，保荐人，与渎职甚至参与造假的中介机构。

最后是已经上市的造假公司，在各方利益间如何取得均衡。

要求公平者除了希望刑事处罚、民事赔偿之外，还希望公司退市，推倒重来，而已经购买了造假公司股票的股民反对退市，希望能够得到足额赔偿。这是两难之举，如果不退市威慑力不够，但让一两家退市，难以保持公平，利益纠葛不断。如ST贤成等被掏空的公司，大股东资产早已转移，小股东欲哭无泪。正是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万福生科案才横空出世。

IPO新政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可以松一口气，起码这是在往市场化、在往严厉惩罚的正确方向上走。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短期因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核心区的 ，楼市永远向上的幻觉被示范放大到了全国广大的三四线城市。从中期看，房产税的开征可能成为击穿中国楼市泡沫的利器。

未来即将开征的房产税，和目前重庆、上海征收的房产税会有显著不同，它是在持有环节针对全部存量房产征收的税种。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普遍开征此类税收，税率大约在1%，不同区域和不同房产的税率差异较大。

未来即将开征的房产税，大约何时开征呢？也许在2015年上半年。开征房产税需要具备全国统一的房屋产权登记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形成有一些基本条件：一是你是谁？即个人的身份信息；二是你的家庭成员是谁？即家庭成员的组成和变动信息；三是你在中国境内持有的房产套数和类型；四是你及家庭成员的个人征信、纳税等相应信息。因此全国房产统一登记制度需要公安、民政、央行、税务和地方住建部门现有数据库的集中和统一，逐渐从物理集中迈向数据仓库。如果一切顺利，该数据仓库可能在2014年年中初步形成，在2015年上半年具备选择一些省市进行开征试点的条件。房产税从空转进入实转的时间并不遥远，也许就在2年左右。

为什么政府需要开征房产税？因为税源不足。

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摆脱2010年以来形成的持续放缓的大格局。如果从流转税的增速来倒推中国GDP增速，那么在2012年可能是6.8%，2013年一季度则可能低至6.5%，从目前到2020年，中国GDP要维持7.5%的增速难度极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税源日益枯竭。

地方财政的困难尤其巨大，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财力日益萎缩，地方靠拖累银行和逃费银行债务，勉强维持到了2000年；此后靠土地财政，维持到了2008年；然后靠地方投融资平台，维持到当下。随着营改增税改的推广，地方政府已不再具备任何主体税种。通过向企业增加税负已很困难，民企不堪重负，国企分红艰难。因此，开拓税源很自然地集中到了居民身上，而中国居民拥有的最大宗财富可能就是房产。

那么该税将如何开征？

在我看来，如何开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产税对中国楼市的冲击很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决策者也许会在税基方面有所考虑，例如，按家庭成员的多少进行 面积的扣除，比如3口之家15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 ；例如，按房屋类型，进行 套数的扣除；例如，农民自建住宅、房改房、2套以内的商品房或经适房 。决策者还可能在税率方面有所考虑，例如在一二线城市的房产税率定得相对高些，而将三四线城市的税率定得低些。

我之所以强调如何界定免征不重要，在于以下逻辑：一是较宽泛的免征规定，会对三四线城市的财力补充作用有限，而较狭窄的免征规定，则对民众的广泛不满难以平息。二是即便从边际角度看，只有中国的富裕群体才可能真正承受房产税(例如仅对2套以上房屋开征房产税，并随套数的增加而累进)，那么少数富裕群体抛弃房产 ，将带来巨大市场震动。

这就是 中的羊群效应。对没有多套房的居民来说，房价上涨本来就是纸上财富难变现，而对中高收入群体，如果富裕群体逐渐放弃 房产，这种示范效应很可能被决策者忽略。比方说，中国居民储蓄账户中，99.46%的账户余额在50万元以下，但这一定不意味着对仅占账户数0.54%的高余额账户收税，会不引起储蓄的急剧分流。

房产税为什么会冲击巨大？原因在两方面，一是从中长期看，即便没有紧锣密鼓的调控，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已进入平台期，此时出台房产税政策，雪上加霜的效果更显著。二是房产税是标志性的财富再分配政策。中国居民财产中最重要的形式是房产，国家统计局曾统计认为，房产占中国居民家庭财产的70%，对这一部分征税影响极其深远。哪怕是0.5%的税率，以房屋产权70年计，也意味着本来属于你的财富，瞬间有35%不再是你的了。中国居民的生活将更依赖于薪酬，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按马克思的定义，没有或较少拥有财产性收入，主要依赖出卖劳动生活，是无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不仅如此，房产税的开征还衡量着政府执政的开明程度。房地产调控至今，之所以政策叠出，效果糟糕，与民意相悖，就在于政策决策的透明度低，民意参与度几乎为零。因此，在开征房产税之前，真希望决策者能够反思政策制定的目标、执行的效果和民众的认同度。

一是是否应考虑中国民众如何保存其财富？2003年至今，M2增长5倍，GDP仅增3倍，对发钞背后隐含的攫取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是否应该克制一下？二是地方财政至今步履艰难，是用房产税来转嫁问题，还是真正进行1994年以来的综合财税改革？三是在中国房产和土地 权分离，房屋普遍建设在已交纳土地出让金的租用土地之上，房产税开征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四是房地产剧烈调整的金融风险是什么？曾有官员认为即便中国房价下跌50%银行业也扛得住，这种判断甚至比激进的学者更为大胆。五是沿用秘密讨论、出其不意实施的旧习，还是保持足够的决策透明度、公众参与度？

我悲观地认为，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尚不够充分，仓促的政策极有可能使中国楼市泡沫被击穿，在未来的中期时间段内，除了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其他地区的房产并不再具备 价值，甚至可能成为棘手的风险资产。

房产税开征之日，是房价见顶之时。(作者系 金融研究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