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北京育才 1956届、1959届毕业生回到母校，纪念毕业60周年，年逾八旬的数学教师姚绍光特意写词、谱曲，并清唱了一首歌。
育才 1937年创办于延安，第一任校长是 家徐特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为育才 题词：“好好学习，好好玩耍”。从延安迁到北京后，育才 坐落于明清两代皇家园林先农坛内。北京育才 最初的学生便是一群在马背摇篮里经过两千里行军到达北京的共和国红色后代。他们已年逾古稀，回到母校，想到的、说到的，多是当年的成长和母校在心中烙下的痕迹。而这些，都凝结成文字，写进了一本题为《成长与感动》的书里。
当年那些胸怀大爱、多才多艺的教师，为育才 的学生们奠定了一生的基础。
说起自己的 老师，1956届毕业生常会提到柳志卿这个名字。柳志卿多才多艺，教语文课和唱游课。她的字是专门练过的，写出来和书上的铅字一样。她的 方法也很独特，“她读课文时，喜欢拉长音，像唱歌似的，她唱一句，我们大家高声重复一句……说来奇怪，不经意间，我们就学会了课文，合上课本也能背诵如流了。”育才 校友会副理事长、《成长与感动》主编刘歌说。
唱游课相当于音乐课和体育课。一人一把小椅子，围成一圈上课，柳志卿带着孩子们边唱边做游戏，那种快乐，郑小提等人到现在还能回味起来。
育才 的教师不仅课上得好，还 关心学生，像父母一样。
刘歌的同学张小军是烈士子弟，从小性格古怪。柳志卿对他像亲儿子一样。刘志丹的亲侄子刘延娃得过脑膜炎，因医治不及时落下了病根，口齿不清且记忆力不好，但手指异常灵活，一团泥巴三捏两捏便出来一个惟妙惟肖的人头像。柳志卿 学生们要有同情心，不可以嘲笑别人的缺陷。
育才 有些学生是烈士子弟，连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毕业填表时家长一栏是空着的。时任副校长张印斗便毅然写下自己的名字，承担做家长的责任。
“姚绍光老师教数学，也教我们打篮、集邮票。他告诉我们，从小就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刘歌说。在他的记忆里，育才 的不少教师多才多艺，给学生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回忆。
魏廷陛曾教一年级算术，而 里体育老师人手少，便改行做体育教师。魏廷陛见没有适合 生的体操，就利用体育课，自创体操，让学生锻炼，并不断改进。“他还走出国门，为朝鲜编排了大型团体操。”刘歌说。
不少育才 的教师，像魏廷陛一样，不仅想着本 的 ，还情系天下。
当时的音乐教师李清贤感到适合儿童唱的歌太少，在他的倡议下，一批优秀的儿歌诞生了。不少人是唱着《我们多么幸福》《小白船》等儿歌长大的，《我们多么幸福》的作者便是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郑律成。《成长与感动》里，记载着这些儿歌的诞生机缘：当时的很多音乐家和育才 有关系，比如，冼星海的爱人在育才任教，郑律成的女儿以及贺绿汀的儿女等都在育才学习。
就这样，这些“家长”们创作出了这些脍炙人口、温暖了无数人的童年的儿歌。马可和袁水拍写了《六一国际儿童节歌》，管桦和张文刚写了《我们的田野》《植树歌》，管桦和李群写了《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郑小提至今记得自己和好朋友陈乃云四手联弹钢琴曲《猎人之歌》获得第一名的经历。
音乐教师李清贤，很善于因材 。郑小提受到父亲郑律成的熏陶，从小就喜欢音乐，李清贤就给她“开小灶”，着重培养她弹钢琴。李延嗓子好，李清贤就教她唱歌。在李清贤的指导下，几位同学考上了 音乐学院 。
育才 的教师们，时刻不忘创造机会，让孩子改变自己，创造奇迹。
苏夏荣跟随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撤离时，正值腊月，坐在小毛驴背上的筐筐里，把腿冻伤了，患了关节炎，无法上体育课。有一年， 开运动会，她问老师：“自己连体育课都不能上，能参加运动会吗？”班主任周纪云说，能！给她报了200米、跳高、掷铅球三个项目。周纪云动员班上的同学帮她，同宿舍的张俊芝每天早晨带她一起锻炼。比赛时，她在跳高比赛中得了第二。从此，苏夏荣迷上体育，考入西 学后，成为 女篮的主力。
玩儿，也能玩出一番天地来。
张郎郎的父亲是版画家张仃，自小喜欢画画。当时，班上的学习委员准备了两个本子，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搞创作”，一本写诗，一本画画。“我是积极分子，常在本子上画画，很快就把一本画完了。后来学习委员就不让我画了，‘你一个人都画了，别人就没法画了’，所以我就改写诗了。”张郎郎笑着说。在语文教师白继先指导下，张郎郎开始“搞创作”了。
育才 课余时间的弹球游戏“弹”出了一个美术家、书法家于曙光。“于曙光喜欢弹球，技艺高超，从大同学那里赢了不少玻璃球。有一次，对手没有玻璃球输给他，只好给他一个真正的玉石球……于曙光由此得了个绰号‘玉石球’。从此他 喜欢捡石头，并尝试在石头上刻字。久而久之，成了无师自通的雕刻家。”刘歌回忆道。
这是曾经在育才 学习过的人们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勾勒出一所 富有文化气质的背影。(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中国 报》2016年11月11日第4版
来源：中国 新闻网—中国 报
如果我是先农坛的古松，育才就是我永远的根系。如果我是一条小河，育才就是我不竭的源泉……同学啊，你是我春夏秋冬的牵挂……育才啊，你是我一生一世，永远的怀念。”
为了迎接北京育才 1956届、1959届毕业生回到母校，纪念毕业60周年，年逾八旬的数学教师姚绍光特意写词、谱曲，并清唱了一首歌。
育才 1937年创办于延安，第一任校长是 家徐特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为育才 题词：“好好学习，好好玩耍”。从延安迁到北京后，育才 坐落于明清两代皇家园林先农坛内。北京育才 最初的学生便是一群在马背摇篮里经过两千里行军到达北京的共和国红色后代。他们已年逾古稀，回到母校，想到的、说到的，多是当年的成长和母校在心中烙下的痕迹。而这些，都凝结成文字，写进了一本题为《成长与感动》的书里。
当年那些胸怀大爱、多才多艺的教师，为育才 的学生们奠定了一生的基础。
说起自己的 老师，1956届毕业生常会提到柳志卿这个名字。柳志卿多才多艺，教语文课和唱游课。她的字是专门练过的，写出来和书上的铅字一样。她的 方法也很独特，“她读课文时，喜欢拉长音，像唱歌似的，她唱一句，我们大家高声重复一句……说来奇怪，不经意间，我们就学会了课文，合上课本也能背诵如流了。”育才 校友会副理事长、《成长与感动》主编刘歌说。
唱游课相当于音乐课和体育课。一人一把小椅子，围成一圈上课，柳志卿带着孩子们边唱边做游戏，那种快乐，郑小提等人到现在还能回味起来。
育才 的教师不仅课上得好，还 关心学生，像父母一样。
刘歌的同学张小军是烈士子弟，从小性格古怪。柳志卿对他像亲儿子一样。刘志丹的亲侄子刘延娃得过脑膜炎，因医治不及时落下了病根，口齿不清且记忆力不好，但手指异常灵活，一团泥巴三捏两捏便出来一个惟妙惟肖的人头像。柳志卿 学生们要有同情心，不可以嘲笑别人的缺陷。
育才 有些学生是烈士子弟，连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毕业填表时家长一栏是空着的。时任副校长张印斗便毅然写下自己的名字，承担做家长的责任。
“姚绍光老师教数学，也教我们打篮、集邮票。他告诉我们，从小就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刘歌说。在他的记忆里，育才 的不少教师多才多艺，给学生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回忆。
魏廷陛曾教一年级算术，而 里体育老师人手少，便改行做体育教师。魏廷陛见没有适合 生的体操，就利用体育课，自创体操，让学生锻炼，并不断改进。“他还走出国门，为朝鲜编排了大型团体操。”刘歌说。
不少育才 的教师，像魏廷陛一样，不仅想着本 的 ，还情系天下。
当时的音乐教师李清贤感到适合儿童唱的歌太少，在他的倡议下，一批优秀的儿歌诞生了。不少人是唱着《我们多么幸福》《小白船》等儿歌长大的，《我们多么幸福》的作者便是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郑律成。《成长与感动》里，记载着这些儿歌的诞生机缘：当时的很多音乐家和育才 有关系，比如，冼星海的爱人在育才任教，郑律成的女儿以及贺绿汀的儿女等都在育才学习。
就这样，这些“家长”们创作出了这些脍炙人口、温暖了无数人的童年的儿歌。马可和袁水拍写了《六一国际儿童节歌》，管桦和张文刚写了《我们的田野》《植树歌》，管桦和李群写了《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郑小提至今记得自己和好朋友陈乃云四手联弹钢琴曲《猎人之歌》获得第一名的经历。
音乐教师李清贤，很善于因材 。郑小提受到父亲郑律成的熏陶，从小就喜欢音乐，李清贤就给她“开小灶”，着重培养她弹钢琴。李延嗓子好，李清贤就教她唱歌。在李清贤的指导下，几位同学考上了 音乐学院 。
育才 的教师们，时刻不忘创造机会，让孩子改变自己，创造奇迹。
苏夏荣跟随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撤离时，正值腊月，坐在小毛驴背上的筐筐里，把腿冻伤了，患了关节炎，无法上体育课。有一年， 开运动会，她问老师：“自己连体育课都不能上，能参加运动会吗？”班主任周纪云说，能！给她报了200米、跳高、掷铅球三个项目。周纪云动员班上的同学帮她，同宿舍的张俊芝每天早晨带她一起锻炼。比赛时，她在跳高比赛中得了第二。从此，苏夏荣迷上体育，考入西 学后，成为 女篮的主力。
玩儿，也能玩出一番天地来。
张郎郎的父亲是版画家张仃，自小喜欢画画。当时，班上的学习委员准备了两个本子，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搞创作”，一本写诗，一本画画。“我是积极分子，常在本子上画画，很快就把一本画完了。后来学习委员就不让我画了，‘你一个人都画了，别人就没法画了’，所以我就改写诗了。”张郎郎笑着说。在语文教师白继先指导下，张郎郎开始“搞创作”了。
育才 课余时间的弹球游戏“弹”出了一个美术家、书法家于曙光。“于曙光喜欢弹球，技艺高超，从大同学那里赢了不少玻璃球。有一次，对手没有玻璃球输给他，只好给他一个真正的玉石球……于曙光由此得了个绰号‘玉石球’。从此他 喜欢捡石头，并尝试在石头上刻字。久而久之，成了无师自通的雕刻家。”刘歌回忆道。
这是曾经在育才 学习过的人们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勾勒出一所 富有文化气质的背影。(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中国 报》2016年11月11日第4版